「三國的米價是多少？」這個問題，看起來只要給一個數字；但真正困難的，是這個數字要跟哪一年、哪一個地方、哪一種錢一起看。

漢末的人經歷過兩種極端：太平時，一石穀可能只值數十錢；戰亂時，一石可以貴到數千、甚至上萬錢。同一個「三國」，前後相差幾十倍，不是因為米變了，而是因為人與路都斷了。

米價：先看錢，再看量

漢代以銅錢為主要貨幣，但穀物、布帛也常被當成支付手段。漢初物價波動大，漢武帝以後有均輸、平準與鹽鐵官營，國家試圖穩定糧價；東漢末黃巾、董卓之亂後，貨幣秩序崩壞，部分地區回到以物易物。

《漢書·食貨志》記戰國李悝的估算，一石穀約三十錢，這是理想化的常態；《後漢書》與《三國志》記漢末飢荒，則常見「穀一斛數千錢」「人相食」的記載。兩者不能直接平均，因為一個是常態，一個是災難。

還要換算容量。漢代一石約等於十斗，實際重量因穀物品種與量器而異；今天常用「一石約十三至十八公斤」作粗略換算，但這不是漢代每一地的統一標準。

三國還有一個特殊現象：糧價與錢價同時混亂。董卓鑄小錢、壞五銖，錢輕物重；有些地方乾脆不用錢，用穀、布、鹽交易。這種情況下，物價數字不是市場價格，而是政權信用崩潰的溫度計。

鹽價：官營與運輸決定價格

鹽比米更難比。漢武帝實行鹽鐵官營，鹽由官府控制生產與銷售；三國時，魏、蜀、吳各有鹽官與鹽利，鹽是軍費與財政的重要來源。

鹽價不只取決於產地，也取決於運輸。沿海煮鹽、河東解池、蜀地井鹽，產地不同，運到內陸後的價格可以差很遠。文獻留下的鹽價數字零散，直接換算成今天的錢，很容易失真。

可以確定的是：鹽是必需品，也是國家最容易插手抽稅的商品。三國之間的鹽利競爭，本質上是一場財政與運輸的競爭。

糖價：三國還沒有今天說的白糖

漢代有「飴糖」，用麥芽製成，是少數人吃得到的甜味。甘蔗在南方已有種植，但蔗糖的製作技術要到唐宋以後才逐漸普及；今天所說的白糖，在三國並不普遍。

所以，拿「三國糖價」去和明清糖價比較，本身就要小心：三國的糖更像藥材、貢品或奢侈品，不是日常調味品。唐宋以後，甘蔗種植擴大、製糖技術進步，糖才慢慢走進更多人的餐桌。

為甚麼不能直接比

第一，貨幣不同。漢代用銅錢，唐代錢帛並用，宋代紙幣與銅錢並行，明代中後期白銀大量流入；同一個「一兩」，購買力完全不一樣。

第二，度量衡不同。一石、一斗、一斤，各代容量與重量都有差異；不先換算，數字就沒有意義。

第三，社會不同。三國人口銳減、城市殘破、運輸中斷；唐宋城市商業發達，市場與貨幣流通更密；明清人口增加、白銀流通，物價結構又不一樣。

第四，稅與專賣不同。鹽、鐵、酒、茶在有些朝代是官營，有些朝代放寬；同一件商品，官價與市價可以相差很遠。

一個比較安全的看法

如果把米當成錨，三國的常態米價不一定比漢代貴很多；但戰亂時期的極端價格，會把平均值拉得很難看。鹽價長期受官營與運輸影響，糖價則在三國根本還不是一個成熟的市場。

所以，與其問「三國米價是多少」，不如問：「在哪一年、哪裡、用甚麼錢、買給誰？」這四個問題答不出來，任何一個數字都只是猜測。

一句話

物價不是一個數字，而是一整套制度、運輸與人心的結果。